中国书画纸行业的品牌意识素来淡薄，此恐与书画纸的产品形态有关。对于一张一张的纸，想做上商标或字号似无从入手。古人的办法是将字号、品名、规格等内容镂成长条木章，钤于每刀纸(100张)的切边口上，但这样印记若隐若现，如果只买十张八张，每张纸惟边缘有依稀印痕，雪爪鸿泥仅供想象而已。现代的纸厂干脆把字号、商标、品名、规格等信息印在包装用的瓦楞箱子上，可是论箱买纸的毕竟极少，诸多品牌信息很难传递给大多数消费者。

　　因此中国书画纸的品牌历来不太为人知，只是按产地大略分类，如把宣纸分为安徽宣纸、富阳宣纸、都安宣纸、镇巴宣纸等；把皮纸分为夹江皮纸、河北皮纸、都匀皮纸等。其实仅就安徽泾县一地，良莠不齐就有三五百家宣纸厂，都声称出品正宗安徽宣纸，实则多数粗劣不堪，若以为凡“安徽宣”必系佳楮者，恐多半要吃“枪药”。西洋画纸开始也有类似现象，但由于西洋画纸定量高、纸质厚，加上西方人的品牌观念强，常采用水印或者钢印法在每一张纸上制作出品牌印记，既保护了自家的知识产权，又方便了消费者挑选。如英国的“霍多夫”水彩纸，任意一张都有清晰可辨的水印英文字母；法国的“安格尔”木炭素描纸，在其右下角能轻易找到钢印商标。只要认得品牌，购买西洋画纸尽可“按图索骥”，自然这些品牌也就为全世界的美术人士所认同。

　　中国历史上出过许多名纸，可惜绝大多数没有在纸上留下可识别的印记，使得后人甄别时如同猜谜。例外的是北宋的“金粟山藏经纸”，后人径可认得盖缘于是纸背后一枚“金粟山藏经纸”小红印。该印记不仅使藏经纸昭然于史，乃至六、七百年后的乾隆帝也因这枚印记领略到了名纸的绝妙墨韵而大加赞赏。地方官吏为博宸悦，竞相开坊仿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多数金粟山藏经纸，为乾隆时的仿品。凭借一枚印记使得中辍了几个朝代的名纸重续香火，令人不得不赞叹品牌的魅力。《清稗类钞》第九卷记载乾隆还曾为勘查南宋“勤有纸”下落下了一道手谕：“近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及阅内府所藏旧版《千家注杜诗》向称为宋椠者，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数字，皇庆为元仁宗年号，则其版似元非宋。继阅宋版古《列女传》书末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可见闽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并谕军机大臣查“其家在宋时曾否造纸，有无印记处”云云。后查明复旨说，“余氏独于他处购造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版俱佳。”该则史料传达的信息是：宋代福建余靖安氏自家并无纸厂，却能制订指标在他处加工产品，然后打上自己的品牌印记并名声昭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贴牌加工”的成功案例。

　　如此赏心悦目的故事对于书画纸实在太少了，直到清代，内府才率先在御制笺纸的沿边上，钤上楷体的年号、品名等一长条字，用上好硃砂印泥，金红灿烂，夸耀皇家金贵。而厂肆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虚白纸”，这是一种极薄又极熟的“蝉翼纸”，洒上细密的小金片，纸角钤有“虚白斋制”印章。乾隆朝大书家梁同书喜用此纸作书，由是声名大噪，用者蜂起，纷纷循印索纸，虚白斋因此致富，颇发人深省。也许为“虚白纸”所鼓动，在纸上钤印的逐渐多见，如“汪六吉”、“曹兴泰”等均享誉一时，一度争奇斗胜，可惜也没有沿袭下来。

　　时至今日，厂家在纸上做进品牌或钤上印记的更少。我揣摩其原因：一是怕费工费时增加成本，二是在论面积计算画价的今天，商家怕钤印损害有效使用(即便钤在纸背也有影响)。现代中国画正面临变法，书画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个性化的产品。当代大画家程十发喜用以纯桑皮为料抄造的一种温州皮纸，并称其“楮先生为第一品”。这种纸正面右下角就钤有“温州皮纸”的印章，多年来深受消费者欢迎，并未见有投诉印盖的不是地方，相反对未钤印的纸倒有不敢问津的。程曾为香港集古斋出版的《当代八家画选》绘制了八幅69厘米见方的山水画，这八幅山水画不仅都用温州皮纸，且每一幅都特意保留了那枚“温州皮纸”小印记。程先生说，“不仅纸好，这枚印也制得好，我常将其入画。”这不失为现代书画纸品牌印记的一则佳话。